1937年6月的一天下午,位于昆明南城外金碧路的光裕华商店,忽然来了两名西装革履、头戴礼帽、鼻梁上架着金丝边眼镜的洋顾客,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语对店老板何明说,他们要买几张航空邮票寄信发往上海。
何明开的这家光裕华商店是个大杂货铺子,既售卖杂货,又兼兑换钱币,同时还代售邮票。何明给洋顾客拿了邮票,洋顾客却不急着走,而是和何明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竟攀谈起生意来了。其中一个矮胖、肤色棕黑的说,他从越南办了一批纱料,因华北目前有战事,想尽快脱手;瘦高个、皮肤白皙的问何明的商店是否要纱料,或者帮他们介绍主顾,事成之后可以给何明一定的好处费。临走时,两个洋商人邀请何明次日中午到他俩住的得意春饭店坐坐,顺便看看他们的纱料。
咦!这俩洋人急着卖纱料,给的好处费一定不低啊!无利不商,从小就吃这碗饭的何明把利益看得很重,他想先探探虚实,第二天中午便应约前往。
得意春饭店位于城内马市口,是昆明当时最高级的旅馆,住宿费极其昂贵,来昆明的外国人大都住在这里。这俩洋人各住着一个单人房间。高瘦个、白皮肤的叫泰利,英国人;矮瘦、肤色棕黑的叫赫尔登,是个入了英国籍的印度人。二人一番自我介绍后便向何明大讲特讲做生意的经验,之后便执意邀请何明吃西餐。分手时,泰利从随身口袋里掏出十张十元的国币,交给何明,让其兑换成滇币。
第三天一大早,泰利来取滇币。按照当时昆明的市面价,一百元国币能兑换一百零五元左右的滇币,可泰利仍拿一百元滇币,将应多付的五元贴水留给了何明,这使何明很受感动:这洋人做生意就是出手大方,和洋人做生意一定能赚钱!以后,泰利和赫尔登又来兑换过滇币,贴水也全部给了何明。何明从这两个洋人身上得了不少贴水的好处。
八月初的一天早上,泰利急匆匆又来到光裕华商店,压低声音对何明说:何老板,我要兑换一万元国币,你有吗?
啊!这么多?何明一听,惊诧地望着面前的泰利没说话。泰利便解释说:何老板,我俩的纱料低价全出手了,买主付了我俩一万两千元滇币,我们急着兑换成国币回去!就给你付一千元的贴水吧。
何明一惊!他没想到洋商人给的贴水利润如此丰厚,竟比市面价多出了一倍!他心动了:这俩洋人重义气、讲信誉,这桩买卖就做了吧。
好吧,我尽快凑齐国币。你知道,我做小本生意,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国币啊!何明面露难色。
那我就给何老板一周的准备时间,怎么样?成!双方就这样说定了。
五天后的一天晚上,泰利和背着大皮包的赫尔登一同又来到了光裕华商店。
何老板,国币准备好了吗?泰利笑着问。
还差二千七百元。何明说着将准备好的七千三百元国币拿给泰利,让他验看。
泰利对何明说:我们顺便点数一下,包装打捆,以后取钱时就不再点了。于是,何明便同泰利,将七千三百元国币分五元和十元的票面,每一百张分成一沓,进行了点数,之后用报纸包好,何明从店角取来细麻绳,又进行了逐沓捆扎。分点完毕之后,赫尔利对何明说:何老板,我们的一万一千元滇币现放在得意春住处,你随我们去取,好吗?
这何明想,这俩洋朋友虽然相信他,但兑换的钱币数量较大,按照生意场上的规则,还是当面结清为好。加上现在是晚上,他便推托说儿子不在,没人照看店面,等他将余下的国币凑齐后,两家同时结清。
这样也好。泰利说着便和何明握手道别。
到了周一,何明总算凑齐了另外的二千七百元国币,可等到太阳落山了,也没见泰利和赫尔登的影子。
周二,还不见人来。这是咋回事?何明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他连忙颤着手打开和泰利一起分包打捆的十几沓国币,心中的问号顿时拉成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原来,每一沓国币都变成了和国币一样大小的一沓沓白纸!
啊——何明急得差点背过气去了!快去找泰利!何明急赤白脸地让儿子带着店伙计,赶紧往得意春饭店赶——
此时,黄花菜早凉了!得意春饭店的老板说:泰利和赫尔登上周周六早上就结清了店账,从平安车行租了一辆小轿车走了。
何明魂飞天外,他一面让儿子雇车朝滇黔边界急追,一面又跑到市警察局报了案。市警局认为此案骗钱数目巨大,便赶紧向云南警厅汇报,警厅通过绥靖公署,急电滇黔沿线各县警局,注意拦截。
谢天谢地!泰利和赫尔登总算还没跑出边界!他们在贵州安顺县被当地警察拦截并武装押解到了昆明。
我们堂堂大英帝国的商人,难道是骗子吗?何明诬陷好人,他必须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在昆明地方法院,泰利和赫尔登不但不承认他们俩做了手脚,骗了何明的七千三百元国币,反而猪八戒倒打一耙,说何明在栽桩陷害!
办案人员会同警方,通过调查了解到,泰利和赫尔登去年贩运洋纱来滇,二人带的洋纱价值也就两三千元。截获泰利二人时,警方从二人身上搜出国币共计四千六百元,而泰利离开昆明前,还给在上海的妻子汇了两千元国币,他俩那儿如此多的钱呢?办案人员通过驻滇外交特派员公署进一步了解到,泰利和赫尔登以前曾在英国一个马戏团演过马戏。综合以上情况,办案人员进一步分析认为:泰利和赫尔登那晚扎捆好国币,乘何明转身拿麻绳的时候,做了手脚,用事先准备好的白纸换走了那七千三百元国币!因为做这种手脚,对精通西洋幻术的泰利和赫尔登来说,是形同小儿科的把戏。
此案本已十分清楚,可在办案人员点破此事询问时,泰利仍矢口否认,他反驳说,幻术是虚幻的东西,不能作为证据。他强烈要求法院秉公执法,判何明赔偿他们在名誉和金钱上的损失。没有确凿的证据,法院也一时不能定案。于是,泰利和赫尔登便被暂时拘押在昆明地方法院看守所里。
九月上旬,呆在看守所里的赫尔登忽然患病。法院让其取保就医,却遭到了拒绝。如果不放我们出去,我们就死在监狱里。泰利竟乘机在一天清晨大声嚷嚷着将裤腰带拴在脖子上,以死来要挟。
而恰在此时,泰利在上海的妻子又通过外交途径,给云南省主席龙云发来外交照会:大英帝国的客商被人诬陷,现扣押在云南地方法院,必须无条件释放
如果找不到可靠的证据,就将这两个英国商人放了,免得外交上惹来麻烦。省府秘书长将龙云的话传给了地方法院。
法院想就坡下驴,放了泰利和赫尔登,可检察院不同意。云南高等地方检察院高级检察官房桐是个曾在英国留过学,很有正义感的青年人。在国外,他目睹了中国人不被洋人当人看,受到的欺凌和污辱!难道在国内,外国人想骗就骗,想走就走,我们竟连两个小骗子都奈何不了?他自动请缨,要求协助调查此案,下决心找到可靠的证据,把这两个小骗子绳之以法,给滇城民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房桐将此案卷宗重新查阅了一遍,又亲自提审了泰利和赫尔登,还是没找到新的有价值的证据。
当时国内警法办案,也就给疑犯灌水、加杠、拿火烫,老三套用刑的本事!大刑之后,让你即使屈打也要成招!可面对洋人,如果用刑,就会招来外交上的麻烦!泰利和赫尔登正是看中了中国人在司法上也矮洋人一等的软肋,死猪不怕开水烫,找不到证据,就死活不承认,让你干瞪眼也没法!房桐在办公室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想着找不到证据怎么办?这时,烟盒里没烟了,他掏出一张十元的国币准备出门去买,忽然,妻子在纸币上写的房桐两个小字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哎!如果何明的国币上有记号,这泰利不就无法抵赖了吗?
对呀!怎么不去问问?房桐立即坐车来到光裕华商店,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何老板,你仔细想一想,你的国币上有什么特别记号没有?
一语惊醒梦中人。何明连声说:有!有!有!他连忙将自己国币上做的记号指给房桐看。原来,由于当时昆明市面上多次出现伪造的国币,何明收钱时便养成了习惯,他每次把收存的五元和十元的国币都用剪刀在钞票下方,剪开些许作为记号,钞票上的剪口不超过两毫米,外人不仔细查看就辨认不出来。
哈哈!房桐大笑起来。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房桐想:如果收缴来的泰利的四千六百元国币中有这种独特的剪口,不是证据确凿了吗?!
房桐赶紧来到法院,和法警一同一验证,还果真如此。面对何明在国币上做的特殊记号,泰利和赫尔登一下子瞪大了眼睛。西洋幻术奇幻,他们借此掉包骗去了何明的国币,可何明在国币上做的记号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这是上帝在作祟啊!泰利和赫尔登终于耷拉下脑袋认栽了。
此案已经水落石出,昆明地方法院根据《刑法》的有关条文,立即开庭宣判:以诈骗罪判处泰利和赫尔登两名被告各拘役五十天,刑满后驱逐出境。可对原告何明,法院只做出了赔偿四千元国币的决定,而对何明要求追回全部款项的诉求,法院却莫名其妙地驳回了。
何明打官司花去了差不多一千元国币,这一上当受骗,把七千三百元国币差不多一半损失掉了,他半辈子的积蓄就这样打了水漂!贪小便宜吃了大亏,他心里那个悔啊,肠子都快青了!
泰利和赫尔登刑满释放离境后,何明心里老是想不通:这俩洋人骗花了我的钱咋就不赔呢?此事过了几个月,何明心里的疙瘩还是解不开,竟在一天夜里偷偷上吊自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