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去年年底的杀人事件，57岁的刘春海现在应该会跟着侄子程大伟、儿子刘连成出海捕鱼。
2012年4月入春，停靠在张见渔港的百艘渔船就纷纷出发了，男人们解下拴在石墩上三个月的缆绳，昂扬地将船驶向大海。岸边，女人们一边择虾、补网，一边期盼着男人这一年能有个好收成。
满载而归的红色旗帜飘在每艘船的上空，船头的红星和一帆风顺十分醒目，甲板上立着数十根鱼竿，每根都系着红旗，这一切让即便老旧的渔船都显得精神抖擞。
程大伟、刘连成和他们的妻子都曾是其中的一员，但去年发生的一起悲剧，改变了一切。
2011年12月12日，程大伟的鲁文渔15001号渔船因涉嫌非法捕捞，在黄海海域与执法的韩国海警发生冲突，导致一名海警受伤，一名海警(李清好)身亡。事后，韩国警方对9名中国渔民签发逮捕令，其中，程大伟涉嫌杀人罪，跟随表哥驾驶辽葫渔35430号的刘连成，罪名则是涉嫌非法捕捞和妨害特殊公务执行罪。
4月19日，程大伟被韩国仁川地方法院判处30年监禁，并处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2万元)罚款，其余8名船员与辽葫渔号船长刘连成被处以18个月到5年监禁，并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
再放一网就回家
2011年冬天，鲁文渔15001号和辽葫渔35430号孤独地漂流在距离山东石岛100多海里的位置。
两艘长三十余米、两层楼高的渔船停在岸边尚显高大，一到汪洋中便只如落叶，随浪起伏。更多时候，木质的辽葫渔跟在铁皮船鲁文渔身后，寻求庇护，但这种安全感不过是心理上的慰藉，如果海浪席卷，两艘兄弟船都将被吞噬。
临近冬至，每隔三四日，海上就会刮起八九级风，气温低至零下十几度，甲板上都冻了一层冰，船上负责撒网收鱼的小工蜷缩在角落，穿着救生衣防寒。
两艘船上分别有8名和9名小工，最大的57岁，最小的26岁。他们大多和刘春海一样，消瘦憔悴，由于常年海上风吹日晒，从面庞到脖颈的肤色全部黝黑，耳边的皮肤都被吹皴裂了，透着血丝，因常年拉渔网，双手刻下了澡深的伤疤。
小工们一天仅有三四个小时休息，常有人不知不觉睡着。始终要守在驾驶室里的船长却不能睡，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观察风向，寻觅鱼区，以保证每次出海多少能有些收获。
程大伟和刘连成这次离家已有五个多月了。夏末时节，他们就和二十几条家乡的渔船一起出海，头3个月，在山东石岛旁的海域作业，这里的鱿鱼在秋季最大最肥。
当然不是每艘船都有收获。和程大伟一起出发的杨世凯买不起捕大鱼的网，只捕了些小鱼就在8月回家了，另几位船长也在11月前陆续打道回府。临别，船长王尽忠劝程大伟一起回去，程大伟说：饥荒(负债)太多，再跑两趟。
刘春海说，每次出海是否划算，完全要靠运气，看打上来的鱼是否足够支付油费、小工费和来年的置网钱，如果不够，轻易不会回港，回港一次，要花两三万块油钱，再出来，又要两三万。
虽然天气越来越冷，海风越来越频繁，程大伟还是决定赌最，后一把，再放一网就回家。听到这个消息，小工们都很高兴。鲁文渔号上的杨峰12月9日给妻子高艳丽打电话，说马上就能回家了，5个月没见到丈夫的高艳丽，兴奋地提前几天就忙着准备好接风洗尘的饭菜。
12月11日，海风消停了。
刘春海回忆，程大伟决定这天把船停在三四十海里外的中韩海域边界处，他们那边的鱼比咱们多一点。
他们不否认，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做法。程大伟和刘连成的渔船都是流网作业，通俗地解释，渔网放下后随洋流漂泊，通过洋流每隔几小时变换方向的作用，将鱼带到渔网里。他们选择在两国海域交界处采取流网捕鱼，打的是这样的算盘，网从咱这边打下去，然后淌那边(韩国)去，赶上时机好，多挂点鱼之后，再淌回来。刘春海解释。
傍晚五六点，天已擦黑，两艘船抱着对最后一网的期待，借着鲁文渔号上的船灯，把最后的赌注放下了水。
快跑，往西跑
12小时过去了，天还未亮，船员们正在准备做点饭菜充饥，突然，有船员看到黑匣子上有一个红色小点点正在向他们靠近。不好!好像是韩国的巡逻艇。
两艘渔船迅速并排行驶——根据常年打渔的经验，船体并排能防范危险。他们保持并排的姿势向西——中国方向——行驶了不到六七海里，巡逻艇就追了上来。
刘连成看到被迫上了，就停了船，七八个韩国海警旋即跑上来，呼喊着让船上的10名船员面向一个方向站好。翻译也上了船，要求刘连成将船往韩国方向开。
刘春海记得，船大概向东开了30分钟，韩国海警让刘连成停船，之后，翻译告诉他们：你们快跑，往西跑，下回可不能到这下网。
韩国海警下了船，辽葫渔号顾不上鲁文渔号，拼命往家跑。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一个多小时后，那艘韩国海警的快艇又追了上来，同一批海警又要求他们再次开向韩国方向，大家不敢打听，也猜不出为什么，只好听从韩方的指挥。
最终，辽葫渔号停靠在了韩国一个港口。这时是12月12日，入港后，刘连成就被韩国警方带走了。
刘连成再次回到船上，已经是第二天晚上8点。刘春海忙张罗让儿子吃饭，刘连成却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连成，你吃点饭啊!刘春海以为儿子为没打着鱼上火。
刘连成却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哥(程大伟)给人家伤一个，杀了一个，我们吃啥饭啊。
船上其他人听了，顿时也都哭了，饭菜一直放凉了都没人动。
事实上，当天韩国警方对鲁文渔号上的9名中国渔民签发了逮捕令，罪名是妨害特殊公务执行罪，船长程大伟的罪名比别人多了一项——杀人罪。
韩国海警表示：辽葫渔35430号的10名船员涉嫌非法捕捞。在韩国海警登船查扣鲁文渔号过程中，辽葫渔号故意冲撞鲁文渔号，以阻海警。
但刘春海解释说：我们是并排行驶，不是冲撞。
接下来的几天，刘连成每日白天被韩国警方带走问话，晚上再回船睡觉，一直持续到12月16日。他们始终没看到鲁文渔号上的任何人。
这一天，刘连成被带走后再没回来，警方带来一名韩国驾驶员，由该人驾驶辽葫渔号，将船和船员一起送回中国辽宁。几个月前，两艘船共19名船员从这里出海，计划着满载而归，然后过个丰收年。如今，只有一条船回来了，船长刘连成和鲁文渔号上的9名船员都被扣押在了韩国。
失去的渤海
从山东石岛到辽宁省绥中市网户乡，需一天一夜，这里自古结网打渔，于是以网户为名。
在刘春海的记忆里，老一辈的渔民，在家门口划上一艘小木船，拉上渔网，便能有收获。黄花鱼、带鱼、比目鱼半米长的鱼多的是，他拉开手臂比划，捡就能捡到很多东西，螃蟹好几百斤地带回家。
程大伟自小喜欢打渔。他18岁上船，很快就显露出航海天赋，20岁就当上了小渔船的船长。24岁时，程大伟和别人合股买了艘38马力的新船，成了村里最早致富的一批人。此后的若干年里，他贷款买了汽车，在绥中县城住上了楼房，渔船也从38马力一点点加成了200马力。
与此同时，张见港的小渔船也都变成了几百马力的大家伙。
渔船变大，过度捕捞便不可避免。
渔民们都知道，每年三四月，鱼从暖和的大洋游过来，游过日本、韩国，其中一部分会游到中国山东海域，再到渤海湾，它们在这里一直度过夏天，产卵，天冷时再游回温暖的地方。但现在，鱼没怎么进渤海，就在中间的海里被打没了。于是，为了能截在别人前面打到鱼，大家都拼命赶在别人前面下网，为了能比别人先捕到，渔船便越换越大。
鱼少船多之外，有20年船龄的老船长杨世凯认为，更致命的影响是海洋污染。七八年了，海里总有赤潮，一块一块的，海蜇都不长了。他说。
2011年，蓬莱和绥中的两处海上油田相继发生漏油、溢油事故。事后，农业部经过检测称，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河北昌黎黄金海岸、京唐浅港水湾3处近岸地点，都发现与蓬莱19-3油田原油油指纹一致的油污。
更大的污染来自内陆。根据《2008年渤海海洋环境质量公报》，黄河、海河、辽河均流汇入渤海，环渤海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热点区后，临海工业发展迅猛，更使渤海近岸海域环境污染状况严重。据报道，2005年，渤海约有14％的海水被污染，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22％。
如今，张见港的渔民们，在近海只能捕到皮皮虾，他们因此把船开往山东海域。杨世凯和程大伟也在四年前加入了到黄海打渔的队伍。
然而山东海域的渔业资源也日渐稀少，同时，河北、辽宁、山东三地的渔民都来此打渔，三地渔民常为争地盘发生摩擦，有时发展为武力争斗。
2010年，《秦皇岛晚报》《福州日报》等媒体报道了一场地盘大战——为争夺渔政上命名为25渔区的地盘，张见港24艘渔船组成了海上雄鹰船队，与河北昌黎、乐亭的船队联盟展开了一场海上大战。混战中，一艘河北渔船被撞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
这场风波并未终结渔民们对资源的争夺。一年后，张见港的船长们又发现：为了阻止其他地方的渔民打渔，有人在深海区海底，放置了带着铁钩的灰墩子，每隔400米一个，渔网只要撒下，就会被钩坏。
靠海难吃海
在一般人眼里，船老大乘风破浪，威风无比。但只有在船上讨过生活的人才知道这个行当的巨大风险。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这大概是仅剩不多的靠天吃饭的职业，翻船，收不上网，被风浪打坏，或者网放下去后就再也找不着因此，渔民不可避免都有些赌徒的品性，每次出海都是一场赌博，赢了，满载而归；输了，血本无归。
如今，在这些风险之外，在黄海的中国渔民还面临另一个风险。
从2001年起，中韩之间的水域已经划为暂定措施水域过渡水域和维持现有渔业活动水域，其中过渡水域在2005年转成各自的经济专属区。
程大伟和杨世凯等船长们对这个规定的理解很简单，去韩国线里捕鱼会有罚款，原来16万，现在涨到22万了。
中国渔民若想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打渔，须得到韩国授权的入渔许可证，这个证件是黑色的，渔民们称之为黑牌子。因为韩方对人海打渔的船只数量严格控制，黑牌子?通过正规渠道很难获得，黑市上偶而可以搞到，价格高达十余万。然而有中国渔船尝试过后还是放弃了。有黑牌子要求也很严，捕捞时间、数量等都有限制。杨世凯说，按照韩国的标准，中国渔民根本挣不到钱。
中国海域没有这些规定，但是这里的鱼，不够这么多渔船捕获。
打渔越来越难，但习惯了海上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离开渔船后的生存方式，每户只有2亩地，靠种玉米换大米，只够家里人自己吃。
几年前，程大伟也想过转行。他骑自行车到外面卖毛虾，但很快发现，自己无法适应地上的营生。张见港的其他船长也考虑过搞水产养殖，但一想到要投入的巨大成本，以及长期培育市场资源，便都放弃了。
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可能自己靠海长大，又入了这行，对大海有韧性吧。刘春海也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海上艰难地生活。
或许是赌徒心理起作用，2009年末，程大伟从信用社贷了60万，又向亲友借了些钱，与别人凑了200万，将自己200马力的渔船升级成了400马力的铁皮船。绥中市只能登记木船，程大伟便在山东文登取得了登记号：鲁文渔15001号。新船买回来在家收拾了半年，安装灯光、发电设备，又花了几十万，后半年才出海。
后来，另一方嫌不赚钱，退了股，程大伟一人撑下了船。一年下来，雇9名船员花了50万，油钱花了50万，置一趟网花了38万，再补一次网又花了五六万——每年花费在150万左右，打渔赚的钱，都拿去还了贷款。
他没有退路。他必须出海，必须打到足够的鱼。
我自己也在忏悔
20多年来，杨世凯与程大伟一起出海打渔、出生入死。尽管已经过去5个月，他仍不相信程大伟会杀人。
大伟的为人，全张见港都是出了名的好。杨世凯说，特别正直，孝顺老人，附近村子都知道他。
程大伟和杨世凯的救人事迹，还被《辽沈晚报》报道过。
2004年9月14日凌晨四点，载着2000多吨硫酸的福州金达226号货轮，在山东石岛附近海域出现故障。程大伟和杨世凯驾驶的渔船恰好经过，接到了求救信号，立刻赶去救援。两艘小渔船冒着可能被巨浪打沉的危险在海上救了14个人，程大伟一艘船就救了9人。
4月3日，韩国仁川地方法院对程大伟案进行了第四次庭审，杨世凯受邀出庭作证，介绍大伟以往在家的为人。
在法庭上，杨世凯见到了阔别5个月的程大伟，他说，他穿着绿色棉背心，额头和眼眶还能看到伤痕，但精神尚好。
庭审从早上10点开始，持续了6个半小时，10名中国船员分别对2011年12月12日的情形进行陈述，各耗时20至40分钟不等。
程大伟一再表示自己是自卫杀人。
他说，当时韩国海警奔上驾驶室，自己躲到地下室，里面刚好有把刀，他于是拿起来对冲过来的警察喊：我有刀，谁也别上来啊!警察还是向前冲，程大伟拿刀就挥，刺中了一名海警。
杨世凯说，庭审中，程大伟情绪平静，还说，我自己也在忏悔。
10名中国船员都向死伤者家属表示了歉意。杨世凯在庭上也先后两次致歉。代表渔民、肇事者家属和船员，对韩国警方、死者家属和韩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说完，他还深鞠了一躬。
程大伟船上的刘德福一直从韩国给妻子杨凤玉写信，3月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这时候在家，又该出海了。杨玉凤看了一直哭，他再回来，一定不能让他再跟海沾边了。
从韩国回来后，刘春海也不再出海了，他到城里工地打工，搬灰、和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不能提起这件事，一提就止不住要哭，连成去年跟我说过打渔太辛苦，他回来了，我再不让他出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