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对父子，是我在火车上遇见的。他们是从武昌站上来的，一老一少，每个人背上手上都拎着大小不等的包。父亲大约五十多岁，个儿不高，被整日的风尘打得黝黑。儿子的模样像极父亲，只是带着那个年纪特有的一种张扬。上了车，父亲忙着往行李架上放包，儿子已经利利落落地爬上了铺位，耳朵里塞上耳塞，车厢里的世界便与他无关了。
应该是父子两个只买了一张卧铺票。父亲没有铺位，就坐在窗口的小座位上，看着儿子说：到了学校，要跟同学搞好团结，没有钱了就给我们打电话。我笑着接过了那位父亲的话，问：是去送孩子读书的么？是的，考了南宁大学，我和他妈一辈子吃尽没文化的苦，到他，说什么也要把他送出去。父亲的眼睛一下子就亮起来，挺了挺上身，满脸都是骄傲。他太需要一个人，来同他一起分享那份喜悦了。
车到长沙，已是晚饭时分，餐车服务员推着小车走近我们。父亲起身递给服务员一张十元的票子，要了一个盒饭，递到了儿子手上。他自己则从包里找出一张黄黄的饼来吃：我最吃不习惯火车上的饭，这是他妈给我做的，要不，给您点儿尝尝？看他用一双粗糙的大手一点点撕着有些发硬的饼，另一边的儿子却拿着一个盒饭不紧不慢地吃，连让他一下都没有，我的心，忽然紧紧地疼了。也许，因为儿子还太年轻，还不懂得如何来体恤自己的父亲。那年那月，我不是也曾如他一样，被父亲一路护送着走向人生中的一个崭新旅程么？
1994年9月，我去北京读书，那是我和父亲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到了晚饭时分，我和父亲还在火车站前广场的水泥地上坐着。父亲怕我饿，就掏出包里的点心给我。不知道那张包装纸是什么时候被风卷走的，只等我们站起身要抬步时，一位戴着红袖章的中年男人大步流星地走过来：罚款五块！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父亲的脸却立马被一层讨好的笑给笼住了：同志，请高抬贵手，我们没注意到纸被风吹到一边了，我去拾回来，别罚吧？十块！你看，同志，这？？十五！交不交？
看着对方盛气凌人的样子，再看父亲一脸奉承，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从来没有哪一刻，觉得如此难堪过：爸，把钱给他，我们走！父亲却还在同对方磨：好吧，我们交就是，就按最初的五块吧？父亲在交钱，我气咻咻地拉着行李甩开他走。
我不明白，在家里一向脾气火暴的父亲，那一刻，却为何没骨气到那种程度。他竟然一直在笑，还气喘吁吁地追在我后面：孩子，五块钱，在外就够你吃一顿饱饭，就能给你买五瓶矿泉水，咱不能跟钱斗气啊。就为了女儿的那一顿饭那五瓶矿泉水，父亲宁愿把自己的骄傲让对方践踏得无处逃遁。只是，那时，我太年轻，还不能懂。
及至我也做了母亲，才明白，为了孩子，做父母的是可以忍受怎样的煎熬。记得那个寒冬的深夜，三岁的女儿牙疼，嘤嘤地哭着不能入睡。丈夫毫不犹豫地将女儿包裹严实，没有车，就一路抱着她向着远在几十里外的医院奔去。女儿在爸爸的背上睡着了，不再哭着叫疼。那个深冬的长夜，我和丈夫就在医院的走道上依偎着，等到第二天早上牙科医生去上班。事后，丈夫一脸认真地说：我也知道去了也找不到牙医，只想着抱着孩子往医院走，对她，在心理上就是一种安慰。她不是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不知道，长大以后的女儿，再听自己小时的这段经历，会作何感想。倒是我，每次想起来，心里都有一种暖暖湿湿的感觉。
诚如那位火车上的年轻学子，也许现在还不能完全读懂父亲。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懂。懂得了的他，便会在与每一位父亲相遇时，都会如今天的我一样，愿意从心底里去心疼天下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