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细亚的夏夜到处尘土飞扬，水渠旁的小道上，自行车车轮不断发出枯燥的沙沙声，渠岸上长满了榆树，在盛夏的骄阳曝晒之后，树梢正沐浴在恬静的晚霞中。
我坐在硬邦邦的车架上，紧紧地抓住车把，父亲还让我任意地按车铃儿，它上面有一个半圆形的镀镍铃盖和一个绷得紧紧的舌簧，一按下去，它还弹你的手指呢。自行车飞快地向前方驶去，铃儿叮当直响，这使我觉得自己像大人一样，显得特别威风，尤其是我的父亲在背后踩着脚镫子，皮坐垫咯吱吱直响，我感到了他身上的热气和膝盖的动作——它们常常碰着我穿着凉鞋的双脚。
我们上哪儿去？是上附近的一家茶馆。这家茶馆就在康沃侬街和萨马尔康德街的转角处，在渠岸边的一排桑树下。傍晚，水渠泛着淡红色的闪光，在泥抹的茅屋之间，凉爽、轻柔地哗哗流过。我们坐在茶馆里的一张小桌旁，桌上铺着黏糊糊的漆布，发出一股香甜味儿。父亲要了一瓶啤酒，和快乐的茶馆老板说说笑笑。这个人满脸胡子，很殷勤，爱大声说话，脸晒得又粗又黑。他用抹布擦擦酒瓶，在我们面前摆上两个杯子（尽管我不喜欢喝啤酒），他还像对待大人似的对我使着眼色，末了，给我们端来一碟蘸盐油炸扁桃仁我还记得那嚼起来又脆又香的酥桃仁的味道、那茶馆后面淡黄色的清澈的天空、晚霞笼罩着的高塔寺、尖尖的白杨树环抱着的平屋顶父亲是那样年轻、健壮，他穿着一件白衬衣，微笑着，瞧着我，在各方面我们都像是两个平等的男人。干完了一天的活，我们在这里领略着四周的静谧、傍晚时分清凉的水渠、城市里燃起的万家灯火、冰凉的啤酒和芳香扑鼻的扁桃树带来的欢乐还有一个黄昏非常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他坐在一间小房里，背朝窗户，院子里一片暮色，寂静无声；纱窗帘微微飘动着，他身穿一件保护色上衣，我觉得很不习惯，他的眉毛上面还贴着一块黑膏药，显得很古怪。我现在记不起来了，为什么父亲好像一个久别归来的人那样坐在窗旁，为什么人世间有这样僻静的地方。我觉得，他似乎刚从战场上回来，受了伤，正和母亲谈论着什么事（他们俩几乎是用旁人听不见的耳语在交谈）。于是，一种别离感和朦胧、甜蜜的危机感，沉寂的院子外面那一片广阔无垠的空间，不久以前父亲的英姿（过去，在某个地方他也曾表现得这样英武），这一切都使我对父亲产生一种特别的柔情和亲切感。当我一想到全家在这间酷似以前那铺着白床单的小卧室的房间里再次团聚时，我就感受到家庭的舒适和温暖，因而十分惊喜。
他和母亲谈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当时有关战争的事，我连想都没想到过。可是，那寂静的庭院、夏日的黄昏、父亲贴在太阳穴上的膏药和他身上的军服、母亲沉思的面容，这一切都在我童稚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时至今日我还相信：是的，就在那个傍晚，父亲从战场上回来，受了伤，显得幸福而忧郁。不过，另一件事更令人惊异：多少年过去了，在胜利归来的某个时刻（1945年），我也像父亲一样，坐在我父母亲的卧室里，靠在窗旁，正如童年时代一样，我又敏锐地体验到重逢时的那种感受，仿佛是往事的重演。也许，昔日的感觉正预示着我会成为一名士兵，我走了父亲命中注定要走的道路，也就是说，我完成了他没能做完的事。在孩提时代，我们都虚荣心十足地夸大自己父辈的本事，想象着他们是盖世无双的勇士，可是，当时他们只不过是个凡人，也必须为日常生活而操心。
至今我还记得那一天，我看见父亲和我过去所见到的完全不同（我那时12岁），而这种感觉一直停留在我的心里。
那是春天，白天很长，阳光灿烂，我和中学同学在大门边推撞着玩（在五月天干燥的人行道上做游戏）。我浑身是汗，特别高兴，突然间，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我看见一个熟悉的、个头不高的身影。胡同里洒满了阳光，在暖和的栅栏外面，白杨树泛出一片嫩绿，春意盎然，而特别显眼的是：他看起来是那样矮小，短上衣是那样难看，裤子又窄又小，怪里怪气地吊在他的脚踝上面，一双老式的破靴子显得特别大，有别针的新领带像是穷人身上多余的装饰品。这难道是我的父亲吗？本来，他的脸总显得那么善良，充满信心和力量，英姿勃勃，而不是这样冷漠疲惫。早先他的脸上从来就没有皱纹，也不显得苍老，更不是像现在这样无精打采、萎靡不振。
这一切都被春天的阳光暴露得如此明显──父亲身上的一切突然显得如此灰暗、平庸和可怜，这使得他和我在我的同学面前感到十分屈辱。他们勉强忍住嘲笑，无礼地、默默地看着这双又大又破、显得很滑稽的靴子和那条特别刺眼的细管儿似的裤子。眼看他们就要取笑他，嘲弄他那怪模怪样的步态、他那微微弯曲的瘦腿。我满脸通红，又羞又恼，几乎要哭出来，马上就要大吼一声去保护他，去为他那副令人不快的滑稽相辩解，去同他们进行激烈的殴斗，用拳头去取得神圣的尊严。
可是，不知怎么了，为什么我没有去和自己的同学搏斗——是害怕失去他们的友谊呢，还是不愿自己在这种维护尊严的殴斗中显得十分可笑？
那时，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也将会有这样的时刻，即在某一个我所没有想到的春日，我也会显得如此可怜又可笑，我也会是一个怪模怪样的父亲，而我的孩子们也会羞于去保护我。
